在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3年非典、2008年金融危机、2020年的新冠肺炎等事件后，他说自己侥幸地还能继续在东莞打工和生活。

  “这里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，厂房一幢接着一幢，每天晚上十二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。”我还在四川省康定当兵时，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打工的妹妹，给我写信描述她工作的地方。

  1995年12月，也就是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7天，我也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，这年我22岁。

  2000年之前，我在五家工厂打过工，不是老板炒我的鱿鱼，就是我跳槽了。那时我觉得自身就是一个打工者，挣点钱回家盖房子、结婚、生孩子。我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身边的工友完全一致：在生产线上干活的农民工。

  后来较为稳定的工作，是2000年加入一家大型电子厂当保安主管。工厂办内刊，我被编辑拉去帮着拍照，加上在内地的家人没到过广东，我就把在广东的生活拍成照片带回老家给他们看。

  我最初拍照是帮工厂拍活动、客人来访、会议等。2002年买了自己的照相机，照片慢慢的变多，但心越来越慌，经过长期思考，我发现拍照的动力完全是打工产生的内心不安定感，我需要拥有一种东西，来消除内心的不安定感。

  我现在在当地一家媒体工作，摄影改变了我的打工轨迹，但我的身份，我的自我认同，还是个打工人：记录打工生活的摄影农民工。

  2008年09月28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工业区的厂房密集，如今这些厂房已经拆除，盖起了新的商业楼。

  开往广州的那趟车，是我打工的起点，列车驶过武汉，穿过长沙，过了衡阳，就进入广东境内。

  这期间我没有喝一口水，只吃了一个苹果，心中期盼的广东即将出现在眼前，觉得很兴奋，整个人尽力地透过车窗，贪婪地搜索那个还不确定的、即将上班拿工资的工厂。

  走出广州火车站的那一刻，我见识了高楼，看到了立交桥，旋即就汇入如潮的人流中。

  求职和招聘，在东莞一直都是此起彼伏的拉锯状态。1992年之前，来料加工厂兴办，没有离开过老家的农民，没有人敢走出来，工厂招工就困难。那时从湖北到广东比今天从湖北到美国还难。

  1992年至2005年左右，村里的人见到先到广东的人经常寄钱回家，过了三五年就开始盖新房。他们也忍不住了，利用春节打工者返乡的机会，跟着出来闯世界赚大钱。出来的人多了，工厂还没那么多，就出现找工作难。

  工业区的招工，在近十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。2005年以前，只要是工厂，老板只愁订单，从不愁工人，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，老板只管挑最好的人用，挑最听话的人用，挑最廉价的人用。更有一些恶劣的工厂，专门骗取求职者的钱，从来不出货。

  2005年之后，慢慢的出现招工难的苗头了。最明显，餐厅、酒店选服务员，不再是清一色的女性了，男服务员也出现了，到了2007年底，工厂就开始缺人了。以前出门，乘车挤、公园里挤、广场上挤、马路上随时人来人往的情景消失了。

  到今天，各家企业使用浑身解数，希望留住员工，提高工资，安排夫妻房，宿舍装空调，年终奖汽车，大搞文化娱乐活动，开展员工关系管理，仍没解决招人难的问题。

  2010年1月12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电子厂有员工3万多人，巨型宿舍多栋，每间宿舍住8人，约二十平方米。

  当时我花五角钱买两个馒头充饥，沿着工业区的马路，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查看招聘信息。工业区的每家工厂大门口都有一个招工栏，用毛笔在红纸上写明招工信息就贴到工厂大门上。

  读这些招工信息，对我是一个打击，招工信息中需要各式各样的熟手，如机修、啤工、丝印工、机长、车工、邦定等，极少数招普通工人，就是招普工，也只招25岁以下的女性。

  有个大酒店招保安员，我也加入了求职的队伍中，保安队长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面试近100名求职者。

  “第一个项目是做俯卧撑，大家把手上的东西放下，相互之间拉开距离，准备！”随着队长有节奏并被故意拉长的计数声，有的求职者已经受不住了，被队长清除出列，当数到“30”时，我偷偷看了一下，全场只剩下不到20人，数到“50”时，全场只有９个人了。

  我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，最终成为一名保安员，每月工资450元，100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。

  2015年11月18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打工者住在东莞，上班在深圳，早上跨过小桥去上班。

  这是一群特殊的人，他们上班在深圳，晚上住宿在东莞。东莞的长安镇与深圳的燕罗街道，有一座宽约2米，长约10米的小桥相连。小桥的两端，有很多小商户提供早餐和夜宵。

  打工者在深圳拿着比东莞高的工资，又在东莞进行着低消费。每一分用汗水赚来的钱，都要省着花。

  2011年6月28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电子厂招聘女工，先对她们测身高，低于横杆者被淘汰。

  车间的运作，是从早会开始的。上班铃响了，各条生产线组长召集打工者开早会，内容无非是产品出了哪些质量上的问题，如何预防和纠正；哪些人在工作中违反了规定；哪些人请假次数多，影响了生产线的运作；哪些人又被领导批评了；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啦；工厂最近的动向呀等等。

  当然，经验比较丰富的组长会用“三明治”法开早会，先讲好听的，再批评，接着又鼓励大家努力。也有一些打工资历久、性格差的组长，象母老虎一样，开早会就咆哮，有时骂得自尊心强的员工直哭鼻子。开完早会，各就各位，开工，干活!

  流水线上长期是静音模式，生产线运作时，电子厂的车间内是严禁说话的，只有机器发出的声响。虽然前后工位的同事们近在咫尺，也不能说话。只有在发现产品质量上的问题或生产中出现异常，才能呼叫助拉或组长来处理。

  生产线是效率单元，通过细分工，每人长期在一个工位在操作，速度慢慢的变快，工作越来越枯燥。

  每家工厂，几乎都是一个封闭大院，车间、仓库、宿舍、食堂，杂货店都在院内。车间-食堂-宿舍，三点一线，是打工者的生活常态。每天的24小时，除了两餐饭共一个小时在食堂，大约8个小时或更少的时间在宿舍，其余的时间都在生产线上。

  2015年8月12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暑假时，大学生在玩具厂的生产线上打工。

  2014年12月31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纸品厂处终举行运动会，全厂的员工集合听老板讲话。

  我到工厂拍摄过很多年，打工者生活过的所有空间几乎都拍了几遍。但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后来在找图片的时候，发现工厂的管理者拍得比较少。当天进入车间，我迅速拍摄了很多生产线工人的照片后，就绕到这个管理者的后面，当他投入到与员工交谈时，迅速摁下快门。

  打工者中流传这样一句：背手的比动手的工资高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找工作的人多，工厂招的人少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，管理者在打工者面前十分有权威，管理者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对打工者罚款。

  现在，工厂招的人多，找工作的人少，工厂不断提供员工福利，管理者对打工者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很多。

  车间的公告栏上，常会贴出“XXX上班时讲话，记过一次”之类的通告。每天十几个小时在车间，除了工间休息的10分钟可以讲话，闭嘴是一项修练，时间久了，同事之间看着面熟，实则很陌生。

  电子厂的工位上，女工们平时是站着工作的，工作时用显微镜，眼睛会很疲惫。她们站了两个小时以后，会有十分钟的工间休息时间，这时可以闭眼休息。进无尘室时要戴着两层口罩，呼吸不是很通畅。我才待了2个小时，就觉得非常不舒服。可她们平均每天要在那个环境工作10小时。

  2009年6月4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打工者隔着铁门聊天。不是本厂的员工不能进入工厂。

  2010年5月26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电子厂的女工在集体宿舍的电视房看电视。

  2011年1月1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自费参加英语培训的女工在广场上跟着老师大声朗读。

  我有两个当保安的同事，2009年先后辞职了回老家。他们两人的状况极其相似。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来打工，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，只身一人长期在外面打工，每年回家探亲一次，生活节俭，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小心谨慎。在他们的打工生涯中，在多家工厂工作过，经历了公司不断地变更、整合，他们最初一起入职的同事，只有几个留下来了，不过，别人晋升成了管理者，他们还在一线个小时的班，没有周末，没有假日，长期如此，紧绷的神经吃不消，最后就失眠，导致辞职。

  2013年2月2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长安汽车站，打工者准备乘长途客车返回内地的老家。车站已经人满为患。

  从老家出来，老人，孩子留守在内地，春节有了年假，必须返回老家去看望他们。返回老家的路特别艰辛，火车票难买，汽车票昂贵。

  2003年的时候，长安汽车站春运发送的客人是平常时的五倍。在出发厅，拿着票，背着行李的打工者在人群中艰难地穿行，当天的气温只有16度左右。

  我隔着玻璃，摁下快门，记录下这个时刻。现在，随着高铁的开通，私家车的增多，长途客车慢慢的变少，长安汽车站也停运了，我从2011年在长安汽车站拍摄的春运也成为了历史。

  2011年10月30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打工者乘长途客车从深圳返回湖北，车已超载。

  2012年1月3日，广东省东莞市。打工者在电话亭内给内地的家人打电话，话费每分钟一角钱。

  他们是来自新疆阿合奇县的柯尔克孜族打工者，通过阿合奇县政府组织的集体劳务输出，从边境线上的牧民，到在东莞一家电子厂的生产线上劳作。他们从阿合奇县到东莞，要乘四天五夜的车，在东莞持续工作18个月以后，才能返回老家。有一部分打工者，工作3年后才返回老家。后来，这家电子厂关停了，他们又全部回到老家了。

  工业区的生活场景是，上班时间外面空空如也，用餐期间和晚上加班结束后人声鼎沸，广东话、湖南话、四川话、河南话、陕西话此起彼伏，三五个老乡，两三个同事，一起相约到小食店填肚皮，三块钱的炒粉、一元钱的包子都能让劳累的身体得到能量补充。

  在工业区周围聚集的，是米粉店、快餐店、小吃店、包子铺、烧烤摊、凉菜摊、百货铺、修鞋摊、补衣摊、单车修理点，工厂围墙外的路灯下，还会有各种各类的地摊。最近几年，又多了影吧、手机下载、美容店、电脑铺、西饼屋、冷饮亭。

  每当春节和暑假来临，我都会到汽车站去，看看乘车的人，看看那些在两地象候鸟一样移动的打工者和孩子们。虽然长途客车多了，但乘车的高峰期仍旧很明显，打工者带回家的行李袋，从之前的编织袋到拉杆箱，再到山寨的名牌手袋，应有尽有。人们的脸上，除了写满艰辛，也充满了一丝丝朝气，二十多岁的打工者，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、穿着时髦的裙子、扎着耳环、手臂上纹着图案。

  回想这些年的经历，我有睡过工地和草地、住过集体宿舍、自学过无线电维修、开过小商店、读过MBA，看到高楼从鱼塘中升起，荒草地变成了商住小区，曾经的村民小屋建成了别墅。经历了工厂里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件，在酒店、玩具厂、电镀厂、电子厂干过，既炒过老板鱿鱼，也被老板炒过，当年的毛头小伙，意气风发，如今白发悄然爬上鬓角，将进入不惑之年。